【重磅推荐】王钰鑫：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摘  要：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历史任务的研究,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要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研究,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要不断深化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更好地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要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认识，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

关键词：历史任务；历史方位；“三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1](p153)站在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必须不断深化对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具体地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历史任务、当代中国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阐释。

一、深化对当代中国历史任务的研究，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党的十九大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双重维度阐释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明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那么，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更好完成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是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

(一)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认识，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二重性

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源于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思考，源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中。现代化是各大国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就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不懈奋斗的伟大目标。党的七大明确把“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p1081)作为工人阶级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立为奋斗目标。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出于更加务实的考量，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调整了目标的内涵和表述，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并特别强调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3](p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其时间表和路线图作出了重大调整，并且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命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4]。这既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某种“到达”,是阶段性历史性任务即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同时，又意味着新的“开启”,是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军。站在“历史交汇点”这一关键的历史当口回望，我们已经实现了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实验室”的伟大跨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已经具有坚实基础。我们要识别和理解在这一现实历史中生成的本质和趋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则具有人口规模巨大(超过14亿人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方面特征，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一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内涵、特征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研究范式，重点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4],避免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剪裁“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二是要按照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思路，正确处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同目标任务之间的关系，推动我国沿着社会进步逻辑向前发展；三是要认识到，“两步走”战略安排所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是终点，而是未来的新起点，它的实现担负着实现更高阶段、更高水平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必将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因此，必须始终锚定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二)深化对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认识，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作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是基于我们党对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难题、阻力、挑战、考验和风险进行科学研判提出来的。斗争是事物发展和实践创新的实现形式，体现着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规律。斗争则因任务艰巨、过程复杂而伟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我们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5](p3)。随着我国进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由此也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会越来越复杂[5](p7)。着眼于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对伟大斗争中必须应对的“风险挑战”作出了最新分析，一方面强调其“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从国内和国际、自然界和非自然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传统和非传统等维度分析其来源，还特别指出“‘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6]。在习近平看来，这是由大国向强国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风险挑战，是实现民族复兴绕不过的门槛[5](p4)。

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是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原则之一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4]。早在2019年9月，习近平就分析了伟大斗争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关系并作出重大战略判断，强调伟大斗争“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7](p226)。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正如2021年4月习近平在广西视察期间所指出的，“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要抱定必胜信念，勇于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8]。

(三)深化对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认识，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两个伟大革命论”既是党的百年历史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揭示了我们党领导革命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客观规律，也是继续前行、肩负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郑重提出“两个伟大革命论”,即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9](p292)。马克思主义政党把社会革命作为根本任务，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10](p87),这一革命就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并“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11](p625),也就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就必须要求推进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政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也就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党的一大制定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实现社会革命是“党的根本政治目的”[12](p1)。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实现社会革命这一初心使命，在接续奋斗中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行进到新时代。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对“两个伟大革命论”作了进一步强调，新时代要进行好伟大社会革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7](p71)。新时代新阶段，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实践高度不断深化对“两个伟大革命”的认识，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

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做到“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7](p71)。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中，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政党是重大时代性命题。习近平明确用“四个是”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4]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革命性锻造。2019年6月，习近平曾以“三个如何”提出了我们党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7](p529)。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对党的自身建设同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存在的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6]这就意味着，回答好、解决好上述“根本性问题”仍然十分紧迫，这关系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5](p129)。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通过推进自我革命来走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既要对那种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错误认识作出回应，又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作出科学回答[13]。

二、深化对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研究，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科学判断所处历史方位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完成历史任务的前提，以历史方位为依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我们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方位问题是决定方向、明确路径、选择方略的根本性问题，是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历史方位是由具体的历史阶段或发展阶段来决定的，反映某一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特定时间阶段上的属性和特征发生的重大变迁[14],同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和判断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国内和国际、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进行研判并作出科学回答。

(一)从“进入新时代”到“进入新发展阶段”:站在接续历史的更高起点上精准把握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战略判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接续奋斗，全面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现总体性跃升，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呈现出更加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历史性变革的发生是否意味着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这是事关治国理政、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经济发展转入高质量阶段，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生活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跨越，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等等。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实际情况，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15](p61-62);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发展进程中一个新阶段。这两个判断从不同维度对当代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作出了科学回答，清晰地标定了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时代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16]。

新发展阶段的到来不是“自然时间”的判断，而是透过“自然时间”现实表象找到其“历史时间”深层本质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理论和重大战略思想。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处于一定历史时代，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方位之上。必须清醒地认识和判断“历史方位”,才能作出相应的“战略谋划”。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明确使用“新的历史方位”的概念，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7](p70)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对“新的历史方位”的精准而科学的回答。这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历史发展的远景、中景、近景结合起来作出的重大判断，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大的历史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综合分析中得出来的重大判断，它内含着当代中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线性逻辑。“新发展阶段”是贯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逻辑主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新阶段治国理政的现实依据，也是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根本依据。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适应”新发展阶段。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从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等方面深化对这一重大判断的认识。

(二)从“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到统筹“两个大局”:在世界与中国的综合分析中精准研判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

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时代方位，就要善于分析和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从全球发展和世纪伟业的高度来解决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性课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世界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行进的，而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习近平曾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17](p266)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不断变化，其基本特征经历了从“转型发展期”到“动荡变革期”的重大转变，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将深刻调整，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仍将延续。正如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18]同时，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在时空关系上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习近平还指出，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19](p27),国际社会面临的“四个赤字”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挑战以及全球性难题必然要求开展全球行动、应对、合作，人类不可能独自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也不可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的状态[7](p46)。随着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党的十九大从“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维度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准确揭示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是这样的时空形塑着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这就要求我们越来越重视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世界之维进行深入分析。

统筹“两个大局”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继提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论断后，在世界与中国的综合分析中对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精准分析和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多次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并逐步形成“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党中央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的结果，是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变革方向得出的现实结论[20],是精准研判当代中国时代方位的科学论断。2013年4月，习近平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第四届理事会成员时曾指出：“我们将集中精力把自己事情办好，同时处理好同外部世界关系。”[19](p17)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也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1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19](p19)。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2019年5月，习近平在视察江西期间首次提出要胸怀“两个大局”,并将其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2020年8月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统筹“两个大局”。从根本上说，“两个大局”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变化的阶段性反映，是新时代新阶段把握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重要论断。未来“两个大局”如何演进需要我们跟进研究，作出前瞻性因应。

三、深化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更好地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出场”的最新形态。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最初是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完整提出来的，并作为逻辑主线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三新”可以说是未来中国简史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深化认识、准确把握“三新”的核心要义及其内在逻辑。

(一)深刻把握“三新”的内在逻辑

“三新”具有严谨的逻辑，它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三者关系紧密[6]。特别是在习近平反复强调、系统阐释、亲自推动下，它已经成为新时代新阶段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行动指针[21]。首先，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过几十年积累已经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又一个阶段，意味着“改变世界”实践主题又一次发生转化。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朝着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其次，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中最重要、最主要的理论体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实现什么样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课题，既涉及对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也涉及对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刻阐明。这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行动指南。再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发展内生演化的自身逻辑决定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也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总之，“三新”是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三新”之所以关系紧密，根本在于它的出场基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三新”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新起点新阶段的概括，它将为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在场性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跨度

“三新”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命题是新发展阶段，它是具有未来性意蕴，是关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历史走向、社会发展、时代沿革及其未来前提的理论命题，是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基础、历史进程和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这就必然涉及新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它究竟有多长时间?换言之，新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有多大?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这既是理解新发展阶段的内涵本质和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长短、历史跨度的重大理论问题。从理论上讲，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跨度是由其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即是与其承担的历史任务及其完成情况紧密相关的[22]。习近平明确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其历史跨度必然同“强起来”历史使命的完成紧密相连并由其决定。从现有文本来看，新发展阶段承担的历史任务由相互衔接的两个时期构成：第一个时期以2035年为时间节点，目标任务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时期以2049年为时间节点，目标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目标任务必将在党和人民的接续奋斗中如期实现。而随着新发展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实现，这一发展阶段的存在基础就会发生转化，也意味着发展阶段将转向更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迈进的要求。”[21]这实际上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课题，即新发展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实现，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同时，要准确把握“三新”的理论价值及其对理论创新的推动。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3](p436)深层次地看，新发展阶段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状况的整体性概括和精准性研判，在理论创新中占据基础地位并发挥着导向作用，必然会对新发展阶段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四、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认识，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热点领域，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崭新命题，它凝结了新的思想精华，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闪烁着真理光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而这一最新理论成果在其理论谱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即其历史地位，是一个必须不断深化认识的重大理论命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不断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唯有如此，才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随着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向纵深推进，人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结论，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并实现了新飞跃，但这一新飞跃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组成，还是正在进行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学界仍在讨论之中。近年来，思想界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文本依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进行理解和把握，按照“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阐释。同时，思想界也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进行了学理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2018年5月，习近平把中国具体实际划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据此提出了“三个结合起来”的论断[24]。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又提出了“两个产生了”的论断，即建党一百年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6]。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两个创立、一个形成”的概括，即“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5]。据此，思想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课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有观点认为，我们党“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伟大飞跃”。这“三次伟大飞跃”分别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6]。这一新颖观点是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吴昌德在2021年4月15日《人民政协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来的，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此前，也有学者提出类似观点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新特征”[27]。有的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但明确指出：从大历史尺度出发，全方位地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有根据且实事求是地说，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新飞跃”[28]。其言外之意是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实现了“又一次新飞跃”,并且是有根据且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有学者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对“历史性飞跃”进行了细分，提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理论上飞跃”的基本完成和“实践上飞跃”正在进行的特点，即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在理论上是基本完成，在实践层面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的统一[29]。这实质上也肯定了“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政治问题，必须进行科学而严谨地论证。

(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依据及其最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达到怎样的高度和水平?是否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前进?这种前进是量的积累还是质的飞跃?这实际上是关涉科学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重要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逐步成为全党的理论共识和集体自觉。从理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要素互动的自主创造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它必然会发生历史性飞跃，但这种飞跃不是一蹴而就的。判断历史性飞跃的依据可以从“是否科学地揭示世界”和“是否成功地改变世界”两个维度进行理解，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合理地理解为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运动过程的统一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0](p90)因此，在判断“历史性飞跃”的问题上，我们既要考虑其理论上的飞跃，也要考虑其实践上的飞跃。二者的内在逻辑可以这样理解：实践活动是整个飞跃的基础，理论飞跃是实践飞跃的先导，实践飞跃是整个飞跃的根本目的[29]。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再来分析“历史性飞跃”发生的情况。在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完成时”这个问题上，思想界已经达成共识。对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认识和判断，目前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差异。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已经发生并取得重大成果，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否完成，以及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否已经开始或完成?这实际上要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坚持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这一最新成果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和理论开放性特征，它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31]。根据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文献和思想界的研究成果，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笔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新”主要表现在新的历史方位、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战略安排、新的历史任务，等等；其鲜明特点之一就是“转化”,就在于从原有状态到新状态的转化；其鲜明贡献在于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的独创性、原创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它既要完成“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又要开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并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不断深化对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除了以上列出的四个问题，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关注和研究：如何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如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如何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如何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等。对此，我们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力求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回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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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钰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理路与理论贡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20-26.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8]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1-04-21(2).

[19]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20] 辛向阳.论习近平的大局观[J].理论探讨，2021(2):5-12.

[21]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4-18.

[22] 刘建军.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4):5-9.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2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N].人民日报，2021-06-27(1).

[26]吴昌德.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N].人民政协报，2021-04-15(3).

[27]冯景源，龚维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其重要意义——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特征[J].东南学术，2020(1):28-37.

[28] 韩庆祥.深化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重要学理性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1):5-17.

[29] 王让新，李弦.关于认识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几个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20(2):42-48.

[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1]周显信，许双双.论社会主要矛盾演进与我国三次“起来”伟大飞跃的内在逻辑[J].理论探讨，2019(4):5-11.

注释

1习近平对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分别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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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王钰鑫，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研究”(编号：18VSJ010)；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编号：19KS05)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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